我的2020年终回顾

　　如果市场正常发展，三星本可以支持汽车业务的早期亏损，但生不逢时的三星汽车偏偏在 1998 年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一时间就连三星众多优质资产的业务也遇到了资金短缺的问题。

　　为了拯救能够快速回血的产业，三星决定弃车保帅，开始大量变卖非核心资产。在此背景下，1998 年 12 月刚刚发售第一款产品的三星汽车，也被挂牌出售，并在 2000 年作价 5.12 亿美元卖给了雷诺公司。

　　对此，一位基金经理表示：“今天的经济环境，其实比之 1994 年和 2008 年更加充满不确定性，在上半年全球大放水后，经济不仅没有好转，世界各国还先后开启负利率，这让未来的全球经济面临巨大的通缩压力。”
 

　老胡希望所有公司和机构都积极呼应公众的这一态度，采取保护员工合法权益的必要措施，不把机构的成绩建立在员工过度加班的基础上。国家的劳动法也要围绕这一公众突出意见更加严格地执行，推动整个中国国民经济运转在这一人权领域的不断进步。

　　互联网公司员工的过度工作时长是人所众知的，两年前互联网上出现了对“996”的声讨，但这一问题并未真正缓解，原因在于互联网公司之间竞争激烈。人们的择业竞争亦很激烈，上述“双竞争”极大挤压了劳动者维护自己不加班或少加班权利的空间，公众的很多讨论无奈地转向了加班费需要给足这一“公平原则”上。

　　客观说，频繁加班不光是互联网公司的事情，在中国这样的行业有很多。据老胡了解，警察队伍中加班的现象也是极其普遍的，其他有的公务员队伍也是如此，而且他们通常没有加班费，或者只有很少的加班费。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将此视为理所当然，有的领导还会带着骄傲的口吻，讲述他们的部门是如何“5+2、白+黑”的。

　　中国社会里有“加班是光荣”的传统价值观，很多对正面人物的讲述都会包含他长时间加班、工作到深夜的内容。从机关到企业，领导和管理者也往往欣赏主动加班的员工，这种价值取向不能不说在中国社会里是很深厚的。

　　中国过去很落后，摆脱贫困是第一大任务，自然形成了上述价值取向。但是在逐渐形成了庞大的城市中产阶层后，这种价值取向正在民间悄然嬗变，人们对休息权的重视逐渐强化。对“996”网上声讨其实是这种转变的清晰信号。

　　今天人们的诉求仍是多元的，仍会有很多人愿意用“拼命”来换取生活的改善，但它作为一种集体价值在发生动摇。既努力工作又享受生活，既保持上进心又有一定顺其自然的达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希望在它们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老胡认为，这是个大趋势，中国越往前发展，人均 GDP 越高，这样的价值取向会越有空间。另外，劳工待遇正在成为国际上关注中国的一个新方向，是外界与中国开展深度经济合作经常提到的条件。中国全社会恐怕都要在加班加点工作的问题上调整观念。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不能再过多依靠人们的超长工作作为一个驱动力，我们需要在提高劳动效率上下功夫，在挤压形式主义和无用功上下功夫，从人们想有的更多休息中发现提振发展的积极元素，把发展与人们的权利保障尽可能高地统一起来。

　　老胡去世界各地，发现在发达社会里，让陪同我们的司机、翻译等加班是挺难的一件事，常常是多给钱都不行。这恐怕不能简单视为他们“懒”。

　　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朝着全体国民平均的低付出开展探索。这当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毕竟中国仍不是一个富裕国家，低收入群体依旧很大，一些岗位的加班在所难免，吃苦精神在我们的社会决不能够缺失。尤其是，我们不能放弃对奉献精神的鼓励，在一些关键部门，让这样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至关重要。老胡想说的是，我们需要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调整，不断实现新的平衡。

　　所以，互联网上的抵触“996”的情绪，对拼多多女孩猝死的激烈反应值得全社会深思，并让这种思考理性地渗入到社会前行的节奏中去。
 

基于这些积淀，徐直军曾在被问到华为在汽车领域会进行到什么地步时，他直言：“特斯拉现在能做到的，我们都能做到。”

　　面对华为能不能造车的问题，一位汽车从业者说：“华为造车不是能不能的选择，而是造不造的取舍。”

　　3、华为为什么不造整车？

　　既然华为能造整车，但为什么没有做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能在三星汽车的历史上找到一些线索。

　　了解三星的人，应该也知道三星是一家多元的世界级科技企业。三星不仅做手机，还曾在 1994 年，涉足过汽车制造。

　　三星的本意，是希望通过汽车业务将已有业务进行整合，形成一种合力。但因为当时的三星会长李健熙严重低估汽车制造的难度和投资金额，让一开始并不成熟的三星汽车连年亏损。

（编辑：平凉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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