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围观：预兆黑箱操作的时代正濒于收场

　“郭美美炫富”事件使他从一名边缘艺人变成媒体关注焦点，甚至登上《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如此快捷的搏出位，代价是接受起诉和警方调查。那些受牵连的机构和官员，大概正咬牙切齿地诅咒她。其意义不只是对中国慈善事业公信力的质疑与澄清，而是反映出我们时代的一个新动向：一点蛛丝马迹就可能掀动一场廉政风暴。导火索可能是一包天价香烟、一块名牌手表、一份“出国考察”的日程表、一张购买茅台酒的单据……郭美美事件只是这个现实版长篇连续剧的最新一集，大戏还会演下去，观众很庞大，反响很激烈。

 

    这个局面实在太好了。公权滥用者越来越难以保持沉默，蒙混过关的难度越来越高。欲盖弥彰的托辞及外交辞令式的抵赖很快会被识破，然后会有更锐利的追问尾随其后。只有事实确凿的证据才能辟谣，才能获得清白。否则，围观压力会逐步升级，直到引起纪委和司法机构的关注。在更早的年代里，这是完全难以想象的情景。这传达了一个重要的预兆：黑箱操作的时代正濒于终结。

 

    在更开阔的视野中，我们可看到一个长程的历史发展趋势：知识的大众化对政治生活发生着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在欧洲，印刷术与平民教育的兴起，颠覆了僧侣阶层对圣经教义的阐释霸权；现代大众传媒的发展，则瓦解了信息垄断的格局。当人民主权的理念与现代传播技术结盟，密室政治必将陷入日益严峻的危机。可以想象，当美国所有大报同时刊登关塔那摩监狱虐待囚犯的照片，小布什总统会多么恼怒，他多么希望这个可耻的秘密可以作为“国家机密”被掩盖。可时代不同了，民主政治就是一桩很麻烦的事。从40年前尼克松“水门事件”到不久前阿桑奇的“维基解密”，都标志着这一世界范围内的大趋势。任何一个宣称民主的国家，都难以回避政治透明性的挑战。

 

    民主没有什么标准模式，也应当根据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形式。但任何具有真实意义的民主政体都需要对人民负责，那么公权力的使用就要接受民众问责，而问责必然要求基本的政治公开化与透明性。这并不是什么“外来的理念”，而是中国民众的自主要求，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内在原则。

 

    现代民主拒绝恶意的密室政治。以公权谋私利，却以保密为借口，是一种恶意的密室政治，本质上是对人民主权的背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再度重申，“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

 

    网络围观作为一种政治参与方式，正是中国民众的一种创造性实践。于是有人感叹，如今官员是一种“高风险职业”。说对了！而且在网络围观时代更是如此。从分散偶发的事件到一个反复出现的结构形态，从消费式的娱乐宣泄到更为理性负责、更有建设性的公共表达，网络围观正发展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参与方式，也正在敲响黑箱操作的丧钟。